[转帖]论中国人的尚武精神

想当恶棍

我们的远祖是一个十分强悍、好勇的民族。北京山顶洞人常在尸身周围撒上红色颜料，因为红色是鲜血和生命活力的象征，原始中国人对红色的偏爱，是我们远祖尚武精神的根性体现。
“古者禽兽多而人少”，我们的远祖经常遭受猛禽的袭击，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以伐木杀禽兽”。上古时期部落间征战频繁，这种部落之间的原始意识往往酿成部落间一些规模的械斗。动荡不宁的生活和频繁激烈的战争造就了强悍好勇的民族性格。部落中一些体魄雄伟、气力过人、轻命勇武的人往往为其他成员所推崇和信服，从而成为首领。传说中的蚩尤“铜头铁额”，就是说出入常戴着战盔，给人一种赳赳武夫的感觉。
   
具有强悍民族性格的初民，在漫长的史前时代长期为浓重的习武风气所熏陶，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尚武传统。那时，在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壮士，其遗孤和双亲每逢春秋两季都要享受特殊的礼遇，收到特殊的慰问品。凡因怯阵战败而死的人，死后都投到荒野以示惩罚，因为“无勇”是最被人所鄙视的品格，连死后都得不到宽恕。
到了崇尚礼乐五官文化的夏商周时代，基于民族根性的尚武传统始终有着巨大的影响。除了全民尚武、习武的社会环境外，当时还有一种独特的社会心态，那便是弥漫于全社会的经久不衰的好剑之风。
远古时期，武器的设计和制造尚处于初始阶段，在有限的几种短兵器中，剑轻便易使，直刺旁击都能运用自如，且构造简单，容易制造，所以为人们所普遍使用。夏商周时代，剑的实战作用逐渐被其他武器所代替，但它作为尚武精神的象征物，却越来越被贵族和平民所钟爱。
  当时，佩剑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也是男子显示仪表和风度的服饰。春秋时期滕国的国君就毫不掩饰地说：“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后来的赵惠文王也酷爱剑，在他的身边聚集起三千多名“剑士”，他们“蓬头突鬓，重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难”。由此可见这些人都是贫民，但他们和赵惠文王同样好剑。沦落在社会底层的诗人屈原也不止一次地在诗中描绘了一位佩剑行吟泽畔、上下求索的爱国诗人形象，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
先秦到处弥漫着的好剑之风，形成了一股浓烈的文化氛围，在这一氛围中，推崇武艺和勇力的“士”阶层开始出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训曰：“士，事也。”顾颉刚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考证：“士”就是古籍中的“士伍”之士，为军人之称。到了春秋时期，“士”阶层开始出现分化与蜕变，但在过渡阶段，“士”仍然都能武，它的产生和发展影响着以后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面貌。
中国尚武之风的盛行，春秋末期出现了一大批刺客。这是一批生活在民间、不图宝贵、崇尚节义、身怀勇力或武艺的武士。他们与某些权贵倾心相交，为报知遇之恩而出生入死，虽殒身而不恤。像晋国的豫让，吴国的专诸、要离，都是春秋末年最为著名的刺客。
   
晋国的豫让曾受到权臣智襄子荀瑶的尊重和重用，便把智襄子视为知己。后来晋国内乱，权臣相争，智襄子被赵襄子毋衅联合魏、韩两家所攻杀。赵襄子与智襄子仇恨最深，所以将智襄子的头颅漆为饮器。豫让得知便发誓要为智襄子复仇。他变更姓名，进入宫中为太监。一次在洗刷厕所时，他身藏匕首要刺杀赵襄子，结果被发现。赵襄子赞叹他的“义士”品格而放了他，但豫让矢志不渝。乔装改扮企图再次行刺，又未成功。豫让要求赵襄子在处死自己前成全他的“死名之义”，于是他拔剑三跃，猛击赵襄子的衣服，仰天大呼：“吾可以下报智伯矣！”接着伏剑自杀。他的死震惊了社会，“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郭成尧在《国术摘要》中形容这一时期的武风“当日民族之气概，晔乎其如日月，砰乎其如雷霆”。
秦汉王朝定鼎后，“重文轻武”便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文”、“武”全面分途，中国的尚武精神开始衰落。这种尚武精神在隋唐时期曾一度恢复，但到了“重文轻武”的宋朝时期就被彻底打断了。很多仁人志士感到了尚武精神衰落的危机，力图对世风时俗进行改造，不懈地呼唤着武术、呼唤着尚武雄风。《敦煌曲子词》就曾大声向世人责问：“漫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像一股巨大的潜流，每当危机来临，奋发而起的人民便层出不穷。当北宋朝廷节节退让时，北宋边疆的百姓却能自发结成“弓箭社”，他们倡导武风，“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坡，饮食长技与敌国同”，对南犯的侵略者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在文风弥漫的封建社会中，文武双全的英雄人物也不断出现，并深刻认识到尚武精神与国家强盛的密切关系。如宋代的辛弃疾，文武全才，世人誉其“有英雄之才，刚大之气”。他擅“弓刀”，剑术尤为精绝，一生致力于“剑指三秦”，“一战东扫”。
纵观作为中华民族其他成员的一些民族，也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满族的儿童，年纪很小便要学习射艺，人们教他们威风凛凛的射姿，把射姿看得比瞄准还重要，这实际上是从小就进行着一种尚武精神的教育。

“我朝以骑射定天下”是清朝皇帝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们以几十万人南下如入无人之境，征服了整个中国，靠的就是尚武精神上的优越。然而，当八旗子弟堕落成为唱戏养鸡、半鸡走狗的膏梁纨绔之时，清帝国也就走到了末日。
从1840年开始，列强大炮的轰响震撼了每一个中国人。图强御侮紧迫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国势不振，国人蒙羞，是输在了科技上，是输在了制度上，但更是输在了精神上。落后或许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手无缚鸡之力”，是整个民族体魄和精神的羸弱。青年毛泽东在著名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也曾感慨地说：“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他认为中国的羸弱，根本就在于“武风不振”。
拳脚横飞、激烈竞博的武术，是最暴烈、竞争性最强的活动，也是激活人进取意识的最佳手段。

武术那种纯粹个人拼博的性质，无疑有助于培养增强国民的主体意识。它的猛烈形式和争强的效果，则足以涤荡鲁迅先生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自暴自弃、安于现状、崇洋媚外的种种奴性精神。
就这样，中国武术以它特定的内涵和功效、以它深植于民族土壤的深厚背景，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马良倡导“新武术”，号召国人“振兴武术，强种强国”，认为“推广我所有武术教育，以发展我同胞之体魄，我国家转弱为强，可计日而待也”；谢似颜建议“一切学校，宜教授拳棒。艺不必精，时不必久，但必作必修科目”；孙中山更指出：“中国拳勇技击，可西洋的飞机大炮，有同等作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种国术馆及武术团体蜂起，遍及全国各省市。
郭成尧在《国术摘要》中曾对这一段历史作过这样的总结：“共和以还，吾国之民憬然欲强其国，先强其身。风起云涌，研究武技。详详览历史，拳术之兴替，关于国家之盛衰。风雨一灯，得失千古。不禁感慨系之矣。”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提倡尚武精神，能够激发国人一种精神，这正是振奋一个民族最为有效的手段，也是中华武术的现代价值所在。

hunterjian

中国人的尚武精神，被三纲五常、程朱理学早就给阉割掉了

想当恶棍

现在没有三纲五常、程朱理学，但是感觉还是没有尚武精神。

小鬼头

现在不存在了 尚武是没有了  学校也少那些武术的社团  要不就是国外的跆拳道

puti

练武的人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