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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在洛宁游览神灵寨，假如不是在山腰处歇脚时要了那山民一瓶可口可乐解渴，也许我会错过那卖茶水山民的一句关于刀客的话：“这神灵寨山深树密，国民党一个军进来，出去时只剩下一个连。那一个连还是因为用‘袁大头’贿赂刀客，才活命出了山寨。”
洛宁人所说的刀客，其实就是土匪。刀客叫起来，上口还雅致，似乎隐含着一层侠士的意味。后来，一个老家是洛宁的郑州人说起刀客：刀客厉害哩，高兴了，杀进城里，夺了县衙，当几天县太爷威风威风。又一高兴，拍屁股走人！
我的从洛宁山窝窝里出来的朋友，出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那个在神灵寨设摊做买卖的山民，看模样也不过是小五十的人，他们生活的时代，已与刀客历史无缘，但他们那好似亲历般的口吻和有些崇拜的神色，是哪里来的？是《水浒传》读多了，抑或是《罗宾汉》看呆了？
洛宁朋友的回答很自豪：老爸说的。我爸说，他也打过土匪。枪一响，土匪呼啦一声从山寨里冲将出来，七八十个初次上阵的民兵被那阵势吓蒙了，哗一下子全散了。后来民兵们经的场面多了，打得越来越好，一条长长的绳子一捆就是一串土匪。当时一个区长朱笔一挥，就可以把一群土匪拉出村外毙掉。我记得，老爸讲述自己的“革命史”时很有些得意。我问：你亲手杀死过土匪吗？老爸拨拉一下我的后脑勺说，那是镇压土匪。
人民政府彻底灭了土匪。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没有匪患，而关于土匪的传说变得越来越离奇。对于绿林中人的传说，真实性似乎是次要的。老百姓宽容地对待刀客，只要他们是被逼上了“梁山”，曾经有过放粮济民的记录，又不太爱滥杀无辜，对待妇女还比较有人味的话，老百姓就会把他们视为好人，关于他们的事迹就会被添油加醋地“虚夸”起来。其实，即使是有侠气的土匪，也难免有凶残的一面。比如罗宾汉这位中世纪西方侠盗，在他的刀下身首分离的富人难道活该死去？武松“血溅鸳鸯楼”，连人家的丫环也一并做了，够狠吧？
我知道民变匪是“凶年饥岁”的逼迫，也知道深山老林曾是土匪频繁出没的地带，还知道在“土匪史”中，豫西、湘西的土匪是中国土匪中最具典型性的“标本”。我无力涉及深刻的历史哲学，也不想虚夸土匪或所谓刀客的传奇。我只想带大家到豫西洛宁去看看，那里至今残存的土寨子是土匪们劫掠历史的物证。
洛宁县郭村那土寨子，就在村民曲俊安的院门外，曲俊安对它既熟悉又陌生。每天曲俊安出了院门，只需略微抬头就能看到上辈人为躲避土匪而建起的寨子，寨内还有依塬（塬即水冲刷出来的平头高坡）上地势开掘的可供人临时居住的窑洞。啸聚而来的土匪一旦实施强攻，村民困守寨子的日子，可能是数天也可能是数周。根据经验，村民们一般会在寨内预备一些维持活命的必要物什，如水、粮食、厨具等。
郭村的寨子不是围着村子建的，而是在紧挨村子的塬上另建。刀客来了，村民就躲进寨子；刀客走了，大家再回村。过了塬，再往东便是荞麦山，过了荞麦山就山山相连了。郭村坐落于川上，川即狭窄的平地。郭村一带的地貌，是豫西“七山二塬一分川”的缩小版。洛宁山多树密，又地处豫西边远地区，正是个极适合土匪出没的地方。
５５岁的曲俊安没有亲历过土匪蜂起的时代，他喊来了耄耋之年的吴建林。吴老人遥指寨墙处一个颇似洞穴的地方说，那是寨门。因为风蚀雨淋，在我到过的洛宁村落已无完整的寨子。县城东北３０公里处的城村，因村寨如城而得名，它始建于捻军起义的年代，两丈多的寨墙把近百亩地的城村包裹得严严实实。村民说，匪没了，人多了，村要扩大，寨墙妨碍大家盖房子，所以几十年过去，寨墙就七零八落了。
城村原来有一个大地主张凤泉。村里人说，张家最兴盛时有田地４０００顷。从寨墙碑上知道，城村的寨墙是张家独资修建的，并曾多次被毁。那寨墙碑为光绪元年所立，记录了大地主张家几代人的功德，可惜文字中没提耗资的数目。城村村民张合龙说，刀客绑过城村的票，但大杆子（匪首）从城村村外过了几回，却都没有攻寨。
依刀客的脾气，甭说一个小小的城村，就是坚固的县城也不放在眼里。在洛宁历史上，就曾经发生几股大杆子合伙打进洛宁城、政府在当地一度丧失统治权的事。
刀客的掠夺方式，无外乎两种：攻城夺寨，绑票。洛宁的刀客，包括大杆子都很少有政治动机，可以框定为经济土匪。一个老奶奶曾告诉我：一个刀客抢到一条裤子，自己舍不得穿，送给了家人。刀客的产生，多半可归因于贫穷。我琢磨过洛宁有名有姓的著名刀客，他们清一色是苦大仇深的贫民，多半斗大的字不识一个。
刀客索取财富的方法很直接：先是以暴力要挟，主动拿粮送钱的，收刀绕村走人；不然，杀进村去血洗一场，连一只鸡都不放过。
余庄人李德龙在１９８９年１２月曾记录了东街寨子的“派头”：寨墙底宽丈八，顶宽一丈，高丈八；有八个炮台，东、西、北三道寨门，其中东寨门用青砖砌成，镶石刻三字：“余庄镇”；每隔八尺一个枪眼，连守寨的武器也备齐了。
李用最初的打算是东西两街合建一个大寨子。他跟西街的乡绅郭文锦商量，西街人可能单从经济角度考虑，觉得不划算，婉言回绝了。东街人遂决定自己独建。李用家有水旱地８００亩，棉花地百亩，在东街还开了６间门面的花行，生意做得不赖。李家被称为“花店人”，是村中大户。余庄人建寨，先按人口摊钱，继而按房子摊钱，再后以牲口摊钱，摊得一村人拮据无比。李用家人多、房多、牲口多，也因出资“过急过猛”元气大伤，今天村民还有“打起寨，花店败”的说法。
李用在筑寨之前是否就有不祥的预感已无从获知。当年他几乎倾家荡产建起了寨子，还固守着一套冬春打更的制度（因为农闲时，常常是刀客频频打劫的日子），但在寨子筑起６０年后，灾难还是降临到了余庄村。李用尽心打造的寨墙，未能阻止“老洋人”２０００刀客对其族人的血洗。刀客血洗余庄村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余庄人不买刀客的账。
余庄人没有料到“老洋人”的人马会那么多。假如，余庄村的东街人预先知道最后的结果，我猜想他们会如西街人一样，虚掩房门，带上干粮，或到洛河南岸躲避，或就近躲进北坡的西龙沟，等待刀客过去。
仅一路之隔的余庄西街人，在李用尚活着的清同治年间就不肯高筑墙，死守村。他们记得洛宁人那句谚语：“上了寨，死得快；到处跑，死不了。”
余庄村东街乡绅李虎文是１９２２年６月２２日守寨的“总指挥”。２１日那天，几个外乡耍蛇的声称从东边宜阳方向来了一股刀客。李虎文于是找到西街的乡绅郭百龙，协商东西街共同守寨。郭以西街人住在东街的寨子外面为由，回绝了东街人的“恳求”。于是，李虎文在关帝庙内召开了一次东街人的守村部署大会，动员村民们坚守寨子，李虎文把“指挥部”扎在寨墙西北角的炮台上。
当年余庄村东街有百户人家，５００多口人，实际能上寨打打杀杀的青壮年不过２００人。武器装备情况是：劈山炮７门，鸡娃子炮３门，生铁墩４０门，抬枪２０余支，自制长枪３支，还有滚木、礌石、大刀等冷兵器。
县城距余庄村５公里。县巡缉队闻讯来了３０号人，到余庄查看地形后，认为余庄寨子易守难攻，遂去了北头岭山寨增援。２１日黄昏，东街人早早闭了大门，枕戈待旦。是夜，星高月淡，北头岭方向传来的隆隆枪炮声一夜未歇。凌晨，西街人惊慌疏散，留下空空荡荡的街区。上午９点左右，“老洋人”的人马久攻不下北头岭山寨，遂转而攻打余庄。那一刻，空气都凝固了。洛宁余庄村人站在寨墙上，发呆地瞪大眼睛看：寨东门外大石桥那片熟悉地带聚集的正是成群的刀客。一个老汉如此描述刀客：刀客们每人都有一个布袋，披在肩上或系在腰间。抢到银两、食物后，刀客就把这些东西装进布袋里。２０００个刀客聚集在东街东寨门前５００米处，那是何等阵势？
“老洋人”的杆子从宝丰来，一路掠城攻寨，席卷小半个河南，他们还没到有意珍惜“声誉”的档次，下山就是为了抢东西。刀客们攻进寨子后，抢劫和杀戮就同时开始了。在对抗中，平民并不总是失利的一方，刀客遭遇挫败的例子也有不少。西北角炮台上的铁钟撕破了死一样的沉闷，接着锣鼓声毫无节奏地响起。很快，刀客开始攻余庄村东寨门了，马队在前，徒步刀客在后，他们像军队一样列队前行，口中齐呼高叫……
第一波炮响后，马队散开了队形。土炮放一炮后，中间有一段间隔，利用这段间隔，后边的刀客扛着云梯猛冲。寨上第二波炮紧接着发出，刀客暂退。这能连发的“鸡娃子炮”，是在余庄村开铁匠铺的豫东人胡氏为余庄人特制的。第三次放炮，炮却哑了。村里的老人追忆说，为寻找原因，铁匠胡氏迅速将“鸡娃”（炮弹）退出。胡氏双手捧住“鸡娃”，正纳闷琢磨之际，“轰隆”一声，“鸡娃”响了，铁匠被炸得稀烂。
匪首张庆因为长相有点像洋人，所以人送绰号“老洋人”。“老洋人”攻城掠寨很有一套，他到余庄村东北的坡头高处瞭望了一番，心中已有了主意。最后，偷袭的刀客以西街稠密的空房为掩护登上了寨墙。寨破的时间大约是中午１２点钟，老人们说，杀戮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１６岁小炮手李水贵，脸上被火药熏得跟炭人似的。为了逃命，他从南寨墙跳到李怀发家后院的大麻地里。三个刀客瞄上了李水贵，非整死他不可。刀客们追到大麻地里，往李水贵身上连刺数刀。李水贵在地上翻滚ji 几下，就再也动弹不得了。
刀客的杀戮是报复性的，所以相当随意。３２岁的染坊掌柜李致荣从寨墙上跑下来后，掖着铺里的账本逃命。他刚出门就遇上一刀客，那刀客连扣两次扳机枪都没有打响，就没趣地说：“你命大，走吧！”李致荣又跑了一段，遇到一个刀客正在逮驴。刀客命令李致荣帮他逮驴，逮完驴子就放了他。后来，李致荣躲入井内，一个刀客向井内连开三枪，但都没有打中他。
张金祥夫妇和吴九具夫妇领着各自的孩子躲进了北寨墙的一个洞内，而刀客临时做饭的地方距张、吴两家的藏匿点只有几十步远。因躲藏时间过久，５岁的吴六水和张小环开始哭闹。惊慌之中，吴九具掐死了两个孩子。杀戮和抢劫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经过挨家挨户翻箱倒柜的搜刮之后，直到当日的下午四五点钟，“老洋人”的人马才“收刀”走人。余庄村东、西街的财物，都未能幸免。刀客们临走时还绑了四个孩子的票，直到一年之后，家人才把他们从宝丰赎回。
“老洋人”打下余庄村后，原本打算攻打洛宁城，他派人到洛宁城东关外打探：“城里的水鸭子（黑话指机关枪）多不多？”被问的乡民误以为真问鸭子哩，随口来了一句：“多得很。”“老洋人”就打消了攻城的念头，上五里坡北走，到陕县抢掠去了。
如果东街人不做抵抗，像西街人一样出去躲避，也许刀下喋血的人口数字会缩小许多。西街有３人死亡，而东街被杀１００人（其中４女）。抵抗和逃避，两种选择，结果迥然。那么，８１年前的余庄村东街人以命相搏进行抵抗，是否不明智、不划算？在财产与性命之间，其实东街人可以选择———李虎文在关帝庙开会时，选择守寨是全体族人的决定。但力量对比毕竟太悬殊了，刀客多达２０００人，村民中的青壮年只有２００人，以一抵十，余庄村东街人败得不丢人。
东街人没有怨恨那次生死选择。在三年后的６月２２日，即劫难三周年时，东街人在关帝庙正殿前设了９９个牌位（李继成家的小女遇难时仅三岁，因年幼没设牌位），进行了隆重的告慰亡灵仪式。６月２２日那天下了雨，半月后雨才停。戏唱过三天后接着又大唱，直到雨歇。
在洛宁刀客史里，最恐怖的屠杀发生在１９２４年１０月中旬。那一次，寨子村被攻陷后，３７０名村民被杀，寨首韦献臣被铡，身断三截。当时寨子村人拒绝了刀客的最后通牒，并且坚守了很长时间。刀客们攻打寨子村费了不少功夫，伤亡不少，所以打进寨子后大开杀戒。
民众对刀客的抵抗真的是得不偿失吗？“上了寨，死得快”又有多少根据？至今没有这方面的详细统计，洛宁人关于刀客掠寨攻村的记录也相当零碎。不过从我读到的资料看，也有不少抵抗刀客获得成功的案例。比如崛山寨，“老洋人”攻打了一夜，但没有得手。
还有，在东街人遭遇杀戮的三个月后，临汝王老五的刀客队伍在磨头寨受挫。王老五的队伍在磨头寨下扎营，然后发出通牒：限三天，开寨门，奉献财物；不然，鸡犬不留。寨主王清泰找来村人商议，大伙儿举棋不定。后来主战派说：寨子既然筑起来了，就得使。最后磨头寨选择了坚守。
王老五那次运气不佳，攻打了两天也未曾拿下磨头寨，却死伤了二三十号人。第三天王老五表示愿意和谈，只要让他的队伍从寨外过去就行。磨头寨人怕刀客使诈，说了条件：一个个过，如有聚集就打。刀客们答应了这个条件。磨头寨中当时只有四五支枪，村民们用的大都是冷兵器，但硬是顶住了３００名刀客的两次进攻。
磨头寨硬拼刀客成功，很快在洛宁县扬了名，有人编了顺口溜说：“孙洞寨，白奶奶，刀客来了门开开；磨头寨，铁打寨，刀客来了撞死得快！”
绑票，是刀客比攻城掠寨更合算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手段，它风险小，成功率高。
郭村的老汉吴建林说，他小的时候，在村外亲眼见过刀客押票：一条长麻绳，把人捆成一大串，一二十个呢，全是男的。刀客看着好威风，明晃晃的大马刀，系着红缨子。刀客押着人质在村外歇了一会儿，就走了。吴建林至今也说不清楚他看到的刀客属于哪路土匪，那一二十个人质是哪里绑架来的，但他知道那就是绑票：“拿人换钱呗。”
吴老汉的追忆，至少让人明晰了一点，以人质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刀客同样需要付出成本———转移和关押期间的吃喝拉撒睡，都是刀客买单。以命换钱，价码一般由刀客一方核定。勒索的价码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视被绑架者的家庭状况而定。按刀客们的说法就是：绑彩票（富人），挣大钱；抓土票（穷人），“还换不了一百只鸡吃”。赵村乡大许村人孙攀脚，窜到洛阳西华街绑了一个姓潘的商人。过了月余，潘家托宜阳人来当说客，以２０００元现金、１２０支枪、１０００套衣服的“价格”，买回了潘姓商人的性命。此事，在豫西曾被传得沸沸扬扬。 | 
发表于 2009-3-2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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