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年,总裁以“中华民族得以复兴”为目的,以“礼义廉耻”儒家思想为中心,以“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为指南,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期冀“革命就是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或主义,用人的力量彻底改进每一个人以至整个国家的生活形态。”
活动伊始,舆论哗然,民主盛行,百家争鸣。
北平《晨报》载文指出:“… …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抚今追昔,真令人百感丛生,觉人事变幻,殆有非白云苍狗所能喻者… …”
胡适在《大公报》发表题为《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的文章,点名批评这一举措:“… …若靠一班生活习惯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来开会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种种揣摩风气,虚夸应付的恶习也会由此而生… …我们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因此,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让老百姓能够生活下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如何去过所谓的新生活。”
吴泽霖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说:“民族复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决不是单靠传单、标语、口号等宣传所能济事的… …民族复兴的文化条件,并不在什么保存国粹,而在怎样吸收一种文化使我们能抵抗他们的武力和经济侵略。”
历经攘外安内前的“‘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以及戡乱救国前的“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至于公元1949年,运动无疾而终,毁誉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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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五十六年,元首以“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为口号,于帝都振臂一呼,诏天下大搞“新农村运动”。一时间拆房征地风声鹤唳、捍卫权益刀光血影、贪官污吏鸥鹭争渡、四野之内黎民憾然。“1800000000亩”之所谓红线,愈发恍惚有如飘摇挂吊之红绳,屈辱沸天、怨声载道。
“阡陌纵横、鸡犬相闻、鸟语花香、林荫溪水”之风景不在、面貌全非,田间地头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圈”也好,“战略村”也罢,十里八乡、隔河相望、山南山北、江头江尾的父老乡亲终于“汇聚”一隅,蛮夷不晓,异邦难闻,亘古未有,旷世奇迹。无数因为抛售祖业一夜骤富的农民兄弟,花天酒地、嫖赌无忌,不消数月就彻底沦为了实实在在的无产阶级。
家电下乡,农机补偿,大陆农民群体命中注定始终就是城市各类过剩、富余、淘汰工业产品的肛肠阶段消化器官。虽然免征农业税万年不遇,但是灌溉竟要收费也是开天头遭。卧室放农具,客厅养鸡鸭,楼前播葱蒜,楼后牧牛羊,耪地施肥、打坯扬场,原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时代,往返竟皆要步行数公里乃至十数公里,与原始社会依靠远足捕鱼、追逐狩猎的生存方式愈发相似。
城乡虽然依旧等级森然,外观分辨已经不再明显,脏之,乱之,一概的颠簸马路,一概的临街店铺,城里见不到平整的草,乡下看不着参天的树,而且权力与财富聚集的中心地带,都会矗立着那种只有魑魅魍魉才能读懂的抽象雕塑。
然舆论口舌掌控尚在裤裆之内,于是乎歌舞升平,普天同庆,盛世之巅,四海同赞,未闻任何河蟹之外鼓噪异议。亦幸苍生建政以来历经运动无数,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更何况半个世纪前那40600000饿殍遍野之空前浩劫尚记忆犹新、惊魂未定!口腹维生实乃第一要义,居无定所倒是可以再论。
乌托邦里,“羊吃人”之工业文明的资本剥夺,已经科学到“地(房)吃人”之封建延续的压榨强抢,三科理论使然,一脉相承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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