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产

蛋炒饭 · 发表于 2014-10-24 20:00

党产

国民党的党产来源很多。第一笔“横财”来自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接手。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在收回台湾省时，很多日本殖民者、侵略者的财产由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接收。从法理上讲，这些财产应归国家所有。但是，当时的中华民国和逃到台湾后的中华民国，政治体制上走的是党国体制，党政一体。在接收的过程中将一部分资产转移为党产。

   第二笔“大钱”要算从大陆撤退到台湾时带的“浮财”，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蒋介石带领六十多万残兵败将和一百多万追随他的民众来到台湾，并从大陆携带了大量黄金和物资，其中一部分最终变为了党产。1949年1月16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前五天，便召见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命令其尽速将存放在上海中央银行等行库的国库黄金、白银、外汇全部秘密运往台湾。据不完全统计，蒋介石下令运抵台湾的国库黄金，约有277万两。如果折算现值，以每两新台币23000元估算，约合637亿多元。

   来到台湾之后，国民党仗着其执政地位，进行了不少“投资”，凡是有利可图的地方都少不了党营事业的影子。早期党营事业主要在文化领域，目的在宣扬党的政策。如《中央日报》、正中书局、中国广播公司、中央通讯社及生产事业齐鲁公司等。1949年政府迁台之后，国民党除继续维持上述文化事业外，随着台湾经济逐步发展，亦投资生产事业，包括信息、科技与营建等，三十余年间逐渐成长茁壮。此外，还有党员每年交的党费约6200万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国民党党营事业的历史源远流长，它一直伴随着国民党的成长而成长，并凭借执政党的尚方宝剑，不断发展膨胀。追溯党营事业的发展，就如同其“党国体制”一样有其历史背景，发展之初本源于大陆。国民党早期的宣传工作主要由国民党元老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负责筹划，如设置党报《中央日报》、推动成立“中央电影企业公司”、“中央广播电台”、正中书局等等，可称为党营事业的雏型。

以正中书局为例。这是一家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的党营出版机构，1931年由陈立夫创立。1933年，陈立夫将正中书局的全部资产捐献给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在其基础上进行扩充，并指派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叶楚伧与陈立夫为董事，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杭州等地有分局和发行所。1936年，又接收上海新民印刷厂的机器，筹设上海印刷厂。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中书局发展迅速，被称为全国六大书局之一。1941年，为解决纸张短缺问题，正中书局收购嘉定兴蜀造纸厂，改名为正中造纸厂。1942年起还自制文具。抗战胜利后正中书局迁回南京，并接收了敌伪上海、北平、青岛印刷厂以及原有的重庆印刷厂，拥有印刷机96部，日产纸600令。由此可见，党营事业与国民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945年5月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议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由陈果夫主导的“关于筹措党费之决议案”，决定以五大方法筹措党费，其中包括“宽筹资金，以法币100亿元为目标，用于投资或举办各项生产事业，而所获之利润，供给中央及省市党部经常支用”及“运用党费基金，创办党营事业，以巩固党的经济基础，达成以党养党之目的”两项决议。

1945年9月，国民党中央根据以上决议，改组中央财务委员会，以陈果夫为主任委员，开始系统地建立党营事业，同时责令已经存在的党营文化、新闻、出版等宣传事业，依照公司法成立公司组织，自负盈亏以减轻国民党中央的财政负担。

1945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上二陈兄弟提出了“党营事业的建立和管理计划方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获得通过。决定在接收“敌伪”的工商企业资本时，拨出5000亿元作为“党营事业基金”，并由二陈负责该基金的管理机构，使其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战后的接收工作。据统计，1945年10月到1947年2月间，国民政府接收了原“台湾总督府”所属产业和日本私人财产、企业共计110亿元。

在陈果夫的积极经营下，至1948年夏天，国民党在大陆已经拥有了青岛齐鲁公司、天津恒大公司、济南兴济公司、沈阳益华公司、台湾兴业公司、安徽农产公司、上海树华公司、永业公司、亚东银行及济南面粉厂等十家产业，此外还有中国盐业公司等投资产业。各公司均颇具规模，如齐鲁公司辖有橡胶厂、面粉厂、啤酒厂、玻璃厂及食油厂，恒大公司有火柴厂、面粉厂及烟草厂。由于陈果夫同时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及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连带地也使这两大金融企业与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发生密切关系。通过中国农民银行，陈果夫总共投资了77家企业，投资额达170多亿元，而这些企业后来几乎全部转为党营事业。